保全牛群  迎接解放

“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遗族学校被迫停办。校董宋美龄将遗校学生疏散到大后方，分散到地方学校继续学习。但让宋美龄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实验牧场这批国内为数不多、优良的纯种高产牛群。在南京沦陷前，宋美龄决定实施一项庞大的奶牛搬迁计划：由她和包括王育民在内的畜牧技术人员，亲自挑选70多头高产奶牛，动用特事特办专项资金实行军事管制；派出7节军用专列车厢，由遗校秘书钱用和、畜牧专家徐尔基教授负责，王育民、汤鹤松、曹金才等10多人具体操作进行沿途管理押运；所有饲喂、挤奶、防疫治病、清理卫生等繁重工作，都由王育民统一负责安排，承担着奶牛安全转移和保证健康的重任。

1937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队伍”——几十辆军用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将牛群从中山陵四方城运至下关，再登上由浦口煤炭港发出的军用专列，经徐州、郑州直奔汉口。一路上，由于奶牛被关闭在黑暗的车厢里得不到运动和光照，再加上饮水不足、饲草料质量差（沿途有时买不到饲料和稻草），辗转到达长沙时已是炎炎夏日。虽然王育民和押运人员日夜陪伴，饲喂奶牛，还是有10多头奶牛因患上炭疽病无法诊治而死亡，这让王育民深感遗憾痛苦不已。

当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命令停运，就地搭棚进行饲喂，让王育民和押运兽医对奶牛进行全面检查诊治，使疲惫不堪的押运人员与牛群，终于得到一次歇息喘气之机。在长沙三个多月的修整中，正好避开了牛 群“百日大难”的高温暑季。王育民一行抓紧对牛群进行治疗，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精心饲养，终于使牛群转危为安并很快得以恢复。

经过一年多头上有轰炸、背后有追兵、粮草跟不上的艰苦漂泊，只剩下50多头的牛群。1938年12月，王育民一行及50多头牛又马不停蹄地奉命继续西行，登上民生轮船公司的小火轮离开长沙，向宜昌地区进发。当小火轮泊位由于超载无法逆水而上重庆时，宋美龄接到押运紧急报告后，利用自己的影响，找来一艘英国“荆门号”大商船，将人带牛重新运抵重庆沙坪坝。由于重庆气候很潮湿，不宜牧养，宋美龄又接受王育民的建议，动用数辆军车将奶牛转运到成都华西坝。

至此，王育民一行在巨大的压力下，历尽千辛万苦，圆满完成了畜牧史上罕见的耗时一年多、辗转1 000多公里的“奶牛大搬迁”任务，留住了卫岗奶牛的血脉。第二天，宋美龄和宋庆龄、宋蔼龄三姐妹，专程从重庆来到成都后坝驻地，亲莅现场亲切慰问和看望王育民一行押运人员和牛群，大家都唏嘘不已，为之动容。

抗战胜利后的10月份，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从四川迁回南京复校。宋美龄决定，把当年从卫岗迁到重庆和成都的大部分奶牛（包括以后繁殖的牛群）留在四川；而王育民、汤鹤松等一批留校骨干重新被聘回遗校继续工作。1946年，王育民回校后继续担任实验牧场场长，第二年又接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无偿援助赠送的100多头荷兰奶牛（包括部分种公牛和其他品种牛） 进场。兴奋之余，王育民带领牧场职工，对原来的场区进行复校后的全面整修。在牛舍，给每头牛都安装了自动饮水器；使用高压水龙头直接冲洗粪便，既方便又卫生。场区4幢大小牛舍及饲养条件都得到很大改善。战后三年，牧场牛群发展到200多头，鲜奶加工从简易手工纱布过滤蒸煮，改为从加拿大进口自动巴氏消毒设备
加工处理，牧场焕然一新。

1949年春，南京解放在即。这时的遗族学校已奉命开始迁至广州，再从广州出海东迁至台湾台北。但此刻的宋美龄仍放心不下卫岗那群200多头优质高产奶牛。她从浙江奉化溪口传来口信，要求王育民、汤鹤松等人，立即把200多头奶牛装进火车车厢押运到杭州，再经广州出海；如经费不足，可用“卖牛”抵运牛的方式进行弥补。可心怀叵测的遗校最后撤离的留守人员则假借因员工发不出工资而决定杀牛关场企图逃跑。

就在这危急关头，南京地下党东郊支部派来原遗族学校校友、共产党员李世仪同志，与王育民进行秘密联络，彻夜与之长谈，讲明遗校和牧场牛群都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动员他以牧场场长的名义，带头稳住大家，组织护场纠察队，一方面维持牧场的正常生产销售秩序，另一方面提高警惕性，防止歹徒牵杀牛群破坏牧场的行为发生，以革命的实际行动迎接解放。几经权衡的王育民，果断地决定留下来。这一举动还影响了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一批专家教授，他们也毅然留在祖国大陆的怀抱。

（待续，本文来源于：中国奶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