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发生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英文是我最大的长处，生物学是我最大的弱点。若无长者指导，天知道我现在会怎么样，我的恩师吴宓一针见血指出：“为什么和我们英文系的学生竞争呢?你主修的是生物学，英文是你的优势，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一定能胜。”我的眼界被打开了！整个房间充满了光明。多么睿智的指导呀！突然间，我想起了他是个诗人，诗人可以用直觉来观察问题，而一个科学家只能凭推敲和艰难的研究才能得出答案。顺理成章，在报纸上发榜时有我的名字！

历史往往重演。在英国，我的导师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并享有盛誉。我得到博士学位后，他试图留我在英国再读一个更高学位，给500英镑的奖学金。如果我答应，我将会在英国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但是我想这合适吗，我的国家和人民送我出国学习是想让我学点本领为祖国服务，解除她的一些困难。另外还有像婚姻，赡养父母和其他的顾虑，把一个世界抛弃，换取另一个世界，我有那种做人的品格吗？我的国家遭受了鸦片战争，国力衰退，而我呆在外国，等待希特勒的炸弹吗？因此，我决定走自己的路，来到了剑桥大学。在大学曾有人阻止我学化学，这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是致命的！一个反对我学化学的同学说：“你为何不继续学遗传而改学化学呢，我们在一起竞争不是很好吗。”我说：“我选化学是为了完善我的教育，干你什么事。”这还引起我们之间一场毫无意义的争吵。

在剑桥我认识了许多名人以及正在成长的巨人。我的导师那时是一位刚升教授的人，我们几乎每天见面，30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小Bragg曾经被邀请给我们做报告,后来他继承了卢瑟福(Rutherford)的衣钵。狄拉克{Dirac}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的研究院同学王竹溪{杨振宁的老师},自学成才的数学家华罗庚,我和这样一群人一起学习，对他们非常了解，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回首往事，我的决定是正确的。不懂化学的生物学家是一个残疾人，真正的生物学家需要读懂含有微积分和苯环符号的论文，这两者比描述生物标本要困难得多!我的一个同事曾经问我一个符号“∫”的意义，我告诉了他这是一个积分符号，他说：“哦！我懂了。”他真的懂了吗？当我放弃更高学位而学习本科化学时，我没有向他做过多的解释。我为了成为一个科学家，必须要扩大我的知识面，这在我与米丘林邪说做斗争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遗传学被取消后，我很容易地转到了家畜饲养学。其他好处也接踵而来，我发现我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懂得数学、物理、化学的生物学者，尽管我掌握的这些方面也很有限！作为一个从英国回来的学者，我心中的偶像是我所崇拜的Haldane，对于今天有这种抱负的人来说，几乎是疯子，但那是20世纪初期，遗传学才刚刚问世哩！

这样我的学生时代就结束了。我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回到了昆明，那一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我特别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是我生命中的里程碑，我将在文中时常提到它。尽管有不少朋友给我提供金玉良言，但这件事充分反映出我独立判断的习惯，也许这是我的个性决定的，某些人把它看作命运的安排或预知的能力。坦率地说，当我结婚时，我觉得我的生活开始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我能预感到将要发生灾难。我在1939年回国，大儿子在1959年进入北大，1965年毕业，接受了六年新的大学本科教育，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所有学校都停课了，二儿子刚完成他的第四年学业。如果我在国外再多呆几年，我的孩子们将晚些年出生，他们将失去在大学受教育的机会，那么，他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呢，我要告诉你们，人要有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不论是友好的劝告还是有吸引力或不利的建议都要能顶住，这样才能渡过艰难。

东方、西方论短长 

我先得对这两个文化做出评估，我相信这就是全球问题的症结所在。西方人相信武力而东方人相信正义，前者回答强权就是公理，东方人说那只是丛林法则。当猴子变成人时，他就进入另一个阶层，那就是人类。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一点已被分子遗传学所证实。我要举一个例子，社会进化论者说：当人类发明了火，野兽对于人类的优势就消失了；人类发明了火药，野蛮人对于文明人的优势也结束了！达尔文主义者说，家畜家禽，难道这些不是鱼类和鸟类的后代吗，它们怎么成了人类的食物呢？人道主义者反驳道，达尔文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再鼓励它将会毁灭人类。孔夫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多少西方人听见过亚圣孟子对一个国王说：“王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而现在人们听见的是什么呢？富裕国家叫嚣他们的利益时，越富的国家吵得越凶，问题是东方人太理解西方人，知道他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思考，因此，也不太在意他们怎么想，最多把他们当成一种实用主义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事情能否办到！办得到就办，办不到则等一等再说。我国一度有名的胡适博士，采用的就是这种办法。